暑期来临，博物馆迎来了大批研学的青少年群体。他们或拍照打卡或仔细阅读标签，还有人对着文物速写……青少年对历史文博的追捧让“博物馆热”持续升温。让“文物活起来”，让青少年爱上博物馆，需要所有文化参与者尤其是历史文博、教育教学工作者持续发力。笔者在长期的博物馆教育实践中，深深感悟到，让“文物活起来”是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的，讲好“五个故事”即讲好文物的本体故事、发散故事、总结故事、研究故事和世界故事，或许能够助力“文物活起来”，让青少年爱上博物馆。

文物的本体故事，简单来讲就是要讲清文物的内涵价值，这也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第一步。文物的外观、材质、功能、构造和历史等，都可以动用人类已有的科学、艺术和历史知识去解读。

文物的外观是文物的表象信息，基本上是能够通过观察得来的，比如它的物理构造是什么、形状如何、大小重量如何、有无装饰文字等。

文物材质往往也是一眼可见的，有的材质则需要科学手段的鉴定，比如青铜器的合金比例分析，再比如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的线状食物材质的研究，不仅证明了是世界已知最早的一碗面条，还让我们知道了这碗面条是有香料和肉食添加的荤面，意味着喇家人的生产力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所以对文物材质的研究能够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研究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历史发展状况。

文物的功能主要是指制作者最初的制作目的是什么，它后来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它的哪些特征让它的功能性更加凸显，等等。有的文物在功能使用上出现了叠加或转变，如鼎最初就是一种炊煮器，后来演变成和彰显等级有关的礼器。比如讲清二里头遗址出土陶水管的功能，就能明确二里头这座城市最初是经过人工规划的，可以反映出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物的构造元素需要讲清制作它时使用了什么新技术、它的组成部分都各自发挥着什么作用，等等。如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将绿松石镶嵌到铜质的底板上，这“金镶玉”的技术就是一种创新。又如青铜编钟构件中的“枚”能起到定音的作用，而斡、旋能够起到调和不同声音的作用，这就能够“让文物说话”，讲述外交词汇“斡旋”的文化渊源。

讲清文物的历史信息主要包括制作它的地点、时间，谁制作，为谁所有，制作缘由，产权变化，发掘或流转信息，等等。比如对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历史信息进行深掘，几乎就能勾连起整个西汉前期的皇室历史。

讲清文物的本体故事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前提和基础。但有些文物的本体故事信息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加强研究挖掘力度；有的文物本体故事中部分元素仍然隐晦不清，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加大阐释力度，打破学科界限多维释读；在此基础之上，还要有历史文化传播工作者，在保证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前提下，做好大众化通俗化的文本处理，完成整个文物本体故事的讲述链条。

文物的发散故事又可称为关联故事。讲清文物的发散故事要做好内外两个方向的关联：一方面向内深挖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要求讲述者将文物放到它的历史环境中，研究“那时那地那人”；另一方面向外赋能文物的时代意义，关注文物所处时代场景下的“此刻此地此人”，以焕发新的生机，真正“活”起来。内外两个方面需要来回穿梭以达到古为今用、鉴古知今的效果。

在挖掘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时，文物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当是重点对象。如陕西法门寺地宫的琉璃器来自遥远的东罗马和伊斯兰，不仅跨地域而且跨文化，然而它们所展现出的“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不仅为古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认可，也为东方的大唐人认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这种美好的核心就是横穿东西、纵观古今的人文精神。回归圆明园的文物海晏堂马首，本身只是喷泉的一个出水口，但是它既凝结了清朝鼎盛时期东西方文化艺术精华，又承载了近代列强侵华的屈辱。在圆明园罹难160周年的日子，马首回归圆明园，文物回归的意义远超出了“物归原主”的释然，马首以及其他回归文物所表达的历史隐喻已是不言自明了。只有深挖马首的发散故事，才能让极具艺术观感的马首和满目废墟的历史现场形成“此时此地此人”的心灵震撼，从而达到“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的目的。

前几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热播，观众发现电视剧中许多道具都能在博物馆中找到对应原型，这便是文物实实在在地参与到讲故事当中去了。“让文物说话”不是替文物说，“文物活起来”不是机械地将文物拟人化，不是固守文物的形象、功能，而是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精神鲜活起来就需要讲好文物的发散故事，提炼出文物的人文元素，去契合时代发展需求，这样才能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讲好关联故事的关键还在于将文物与看文物的人关联在一起，让每一个听故事的人成为文物当事人，让古物和今人互联。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都源自其生活中的文化元素，文物是历史上人类创造的物质生产资料，文化元素蕴含其中。让人和物发生关联的，恰恰就是人具备的思想和物承载的文化产生的交集。这种交集让观者听者产生心理认同和文化归属，共同参与心理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大众则会产生情感共鸣，情感共鸣则又是民族凝聚力产生的直接体现。

总结故事就是用物质文化史的角度、方法，概括文物的价值，与其他文物展开纵向比较，通过可视化的文物得出规律，透过文物的现象揭示文化的本质；通过与文物最初所处时代的其他文物横向比较，提炼文物特点，总结文化特征。所以总结故事亦可称为归纳故事。

苏秉琦先生的中国考古类型学和“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就是讲好文物总结故事的极佳范本。在几十年的考古实践中，苏秉琦先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不断纠偏创新，有机地将建立在分析归纳上的地层关系和建立在推理演绎上的逻辑关系统合为考古类型学的原则方法。以此为指导，我国仰韶、龙山、良渚、大溪、屈家岭、马家浜、崧泽、青莲岗、大汶口、河姆渡等史前文化序列得以建立。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各区系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满天星斗”学说，对历史考古学界中原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多元一体”的概括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和模式更为贴切和实事求是的说法。

从行文表述上，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述也丝毫没有晦涩难懂之处，通俗形象的语言丝毫没有弱化学术气息。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一部“无字地书”，通过总结归纳故事，由物入理，连器成文，让一件件文物“开口说话”，文物“活”了起来。当下，文物面向大众的方式，仍然是展览展陈为主，文物通过巧妙地组合排列，彼此之间发生对话，也会讲述耐人寻味的总结归纳故事，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讲述文物在考古发掘、保护研究、陈列展出过程中的故事，即文物的研究故事或学术故事。讲好文物的研究故事必须密切接触文物当事人，当事人的讲述表达会赋予文物新的内涵。

考古学者许宏曾经讲述过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研究故事。龙形器的发掘过程能够让非专业人士直观地认识到考古和“挖宝”的差别：当发掘过程中发现绿松石的时候，普通的“挖宝”行为会逐个地捡拾绿松石片装走，而考古则需要完整地揭示整个地层以读取古人留下的信息，因此由两千多片绿松石连缀而成的绿松石龙形器才能够得现真容。考古学者顾万发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他也讲述过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掘过程。双槐树遗址被考古学家命名为“河洛古国”，已经具备相当的文明程度，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则成为其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如果考古工作者单纯地各自起出地层中的九个陶罐，则会与这一对世界天文学史有重大贡献的发现失之交臂。

《我在故宫修文物》近年来受到大众持续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作品真实地向大众展示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日常，将文物的保护研究故事讲述出来。这种人和物同框出镜的表达，也让文物“活”了起来。

文物的研究故事或学术故事凝结着研究者的智慧结晶，是文物“活”起来最值得倚重的成分，是文物其他故事讲述的基础，也是挖掘阐释难度最大的故事。文物的研究故事有时需要凝结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有大致轮廓，如殷墟、二里头、陶寺、良渚等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

将文物放到世界视野，与其他文明中的同类文物做比较，是为世界故事。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世界视野中审视中华文明创造的文物，把国际范和中国味相结合，进而讲好文物的世界故事。

国际考古学界将文字、冶金术和城市出现作为界定文明诞生的标准。然而考古实践证明这三条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西亚北非地区从事考古发掘的学者们的学术经验。比如，玛雅人没有发明冶金术，却被公认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考古学者王巍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以下要素是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这一判断标准的提出让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故事讲述摆脱了西方话语权的限制。将中华文明故事放入世界视野中研究讲述时，则会发现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前文述及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绿松石双头蛇有着极强的可比性。绿松石双头蛇也是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拼凑而成，它是中美洲古老帝国阿兹特克人的神圣之物，在1400年至1600年间制成。绿松石双头蛇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引起轰动，最终入藏大英博物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比双头蛇要早3000年以上，把那个时代最精彩的画面呈现给了子孙万代，点燃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这份情感中有一种便是对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自豪。反观绿松石双头蛇则像一叶浮萍，因为它承载的阿兹特克文明已在殖民侵略的浪潮中被淹没。

知识是以一个整体存在的，文物的五个故事更是文物的一体五面，缺一不可。在实际讲述中，五个故事大可不必同时“出席”，可视文物焕发能量场景而分主次，且五个故事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无法将五个面单独剥离。讲好五个故事，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规范化标准化的尝试。广大历史文博工作者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与时俱进、赋能文物，让文物真正“活”起来。